裴中阳：写在“20国峰会”之后

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《全民所有制企业法》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，而不是按照后来的《公司法》注册的公司制企业。

代持养券倒券代持、养券、过券、倒券盛行，最恶劣的是过去连资金都可以由商业银行垫付，无本万利随着案情逐渐曝光，代持、养券、过券、倒券......这些债市小圈子里的专有名词见诸媒体。中信证券是最早进入银行间市场的两家券商之一，在债市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而过券、倒券过程中，更为恶劣的是连交易的资金都由商业银行垫付。之后，一些人回到了工作岗位，一些人至今未归。第一创业证券固定收益部人士称。一位保险机构的固定收益投资负责人表示。根本的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在哪里？连环案发从财政部张锐被判无期徒刑，到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二把手杨辉被调查，犯案者在债市地位之重要令人侧目。

截至本刊发稿前，辽宁联社未就有关事宜作出正式回复。某银行交易员为减少资金成本，频繁进行隔夜代持交易以提升个人考核业绩。经济讨论几乎不会以技术击倒(TKO)告终。

我愿意相信观点和证据能起到作用，哪怕只有一点点作用。现在看明白了吧，紧缩计划很像是上层阶级政策偏好的简单表述，包裹在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外表之下。同时，真实世界发生的事件，很快就证明紧缩支持者的预测是无稽之谈。而在我们得知那个著名的Excel错误之前，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对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，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。

但这并不仅仅是情感对抗逻辑的问题。归根结底，人们希望从经济政策中得到什么？其实，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些人。

这份报告对比了普通美国人和非常富有的人对政策的偏好，结果让人大开眼界。但在最近几年展开的政策大辩论中，凯恩斯主义者（他们提倡在经济萧条期间维持并增加政府支出）和紧缩支持者（他们要求立即削减开支）却不相上下——至少是在理念世界是这样的。这两项研究是，阿尔贝托·阿莱西纳(Alberto Alesina)和西尔维娅·阿尔达尼亚(Silvia Ardagna)对扩张性紧缩(expansionary austerity)的研究，以及卡门·莱因哈特(Carmen Reinhart)和肯尼斯·罗格夫(Kenneth Rogoff)提出的债务水平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(GDP)的90%的危险阈值。那么应该怎样降低预算赤字呢？富人倾向于削减医疗保障和社会安全福利(Social Security)，即福利项目上的联邦支出，然而实际上，公众总体上希望提高这些项目上的支出。

但仍有两大问题尚未解决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自从我们实施紧缩以来的这些年里，工薪阶层一直都处境艰难，但富人的处境却完全不坏，尽管长期失业问题严重，但利润上涨、股价飙升却让他们获利。但无济于事，还是有很多人发自肺腑地认为我们罪孽太深，必须要通过受苦受难来寻求救赎。翻译：陶梦萦、林蒙克来源：纽约时报 进入专题： 财政紧缩 。

这让我们不禁开始思考，财政紧缩的理论依据的崩溃，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不同。结果显示，普通美国人有点担心财政赤字，考虑到新闻媒体中对赤字恐慌连篇累牍的报道，这并不令人惊讶。

故事是这样说的，我们的生活没有量入为出，于是我们如今不可避免地要偿还代价。当下，紧缩支持者的立场已然崩溃。

而且，这些研究经不起仔细审视。否则，我这一辈子究竟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等着瞧，看这种不信任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。这是政治学家本杰明·佩奇(Benjamin Page)、拉里·巴特尔斯(Larry Bartels)和杰森·西赖特(Jason Seawright)在最近的一份研究论文中所论述的观点。不仅他们对于真实世界的预测已经完全失败，而且他们用来支持立场的学术研究也被证明是错漏百出、数据可疑。鉴于在很大程度上，我们的经济政策关乎这1%，由这1%制定，服务于这1%，他们一定会为同样的旧政策，找出新的理由。不管是经济学的论证，还是我们观察到的，如今受苦受难的人根本不是那些在泡沫年代积下罪孽的人，这都不能对他们的想法产生什么影响。

首先，紧缩理论从一开始是如何变得这么有影响力的？其次，既然关键的紧缩主张已经成了深夜喜剧的谈资，政策到底会不会发生变化？关于第一个问题：对那些倾向于认为政策是根据实际证据制定，或者至少深受实际证据影响的人来说，紧缩支持者在重要圈子里的主导地位，会让他们感到不安。如果不探讨阶级和不平等问题，就不可能理解紧缩理论的影响

他们必须重新启动基于市场的改革，而不是加快的问题。中国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也强调了改革的紧迫性。

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总裁何慕礼也认为，金融业的改革是关键。

*史剑道：中国经济平稳过渡的时机已经过去*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：我认为，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过渡的时机已经过去了。还有其他巨大的挑战，像人口结构、大迁徙，巨大的环境问题。但是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则有不同的看法。也可以是缩小国营部门，允许更多的小企业发展起来，而这可以促进创新。

*IMF: 越推迟改革，代价就越高*国际货币基金会亚太部副主任罗德劳尔认为，中国现在必须改变现有的由信贷推动的、基于投资的增长模式。人们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，这种减速会是逐步的还是会突然发生。

在我看来，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过渡的时间是在上一届政府，即胡温执政期间，但是他们反而积累了很多扭曲，像信贷过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必须逐渐得到清理，现在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对于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来说，中国需要重启改革。

史剑道：我不认为它必须是金融改革，它可能是改革土地产权的问题，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从这开始的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专栏作家沃尔夫认为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决定中国自己的未来，而且会决定世界的未来。

*胡舒立：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改革是维持增长的灵丹妙药*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表示，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改革。胡舒立：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，而市场再也等不起了。事实上，人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这种令人目眩的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。他开出了这样的处方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中国必须改变人为压低的利率和汇率策略，产能过剩问题，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，有问题的基础设施支出，以及仍然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依赖，转向以消费推动的增长，尤其是投资质量的问题。

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，在2018到2022年期间，中国的增长将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10%以上的速度下跌到6.5%。报告估计，如果中国经济同时出现就业增长减缓、投资减少、投资动力降低以及投资在高生产力的制造业中所占比例下降的话，到2020年，中国经济会减速到5%，到2030年会降低到低于1%。

张国宝：我认为，经过这么多年的两位数字的增长以后，现在到了一位数字的增长，就是7到8，将来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数据。尽管这个增速高于政府设定的7.5%的目标，但是仍然让外界感到意外。

也可以是劳工市场的改革，即改革户口制度。胡舒立说：给我们带来全面的、可持续增长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呢？我的一个简单的答案是：继续金融业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。